外国语学院 李小龙

最近上课被深深打击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在大二的课上，我放了一段介绍柏林的音频，其中有一个做兼职的德国大学生自我介绍，学生们看着视频里那个长相比较着急的德国学生异口同声道“这么老，看着得三十了……”。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对于“三十”和“这么老了”还有点敏感，“三十很老了吗？”学生们看着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都善意（起码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地笑了。

事后想想，也是，离我上大学已经过去15年了。2001年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开往到定福庄的那段路程，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下午的阳光透过出租车玻璃照在身上，前排舅舅和出租车司机聊着天。感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程，快要睡着时路旁闪过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通县界”，再往前走不远就下车到了期盼的学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就是后来我度过了7年美好时光的大学。

因为外语学院男生少，所有男生都挤在校园角落的一栋楼，而男生楼外面是留学生楼，导致开学几个月班里还有女生不知我们住在哪里。寝室6名同学，结束了打水吃饭必须集体出动的最初几个星期后，大家便都三两出动了。中学六年太苦，养成了除了上课学习不知做什么的习惯。大学军训后不久拿到课表，看到下午居然有那么多时间没有课，晚上基本没课的时候，我很惶恐的问辅导员：“没课的时间我该干什么呢？”辅导员回答说：“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或者自己安排其他的事情。”辅导员的普通话透着山东口音，让我倍感亲切。后来现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虑，每天没课的时候都是在背单词，做练习。看着同一层西班牙语系的同学们很轻松的学习，德语的同学就只能恨恨的继续背词性、记复数看词尾。想想高中老师说过的“考上大学你们就轻松了”也只能苦笑。不过当自己能够发出小舌音时，当把小舌音带进单词读出来时，当自己终于能够不需要“翻太多白眼”绞尽脑汁就说出一句带形容词定语的句子时，那种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大一时大家都热心参加学校社团和学生会活动，当然都是本着锻炼各种能力的想法出发。不过后来造福寝室的却是因为一哥儿们参加了系体育部，并且和体育部师姐打得火热，于是我们寝室半年多有了不出早操也不必担心签到的淡定。现在回想起来，大一也是整个大学学习最努力和感觉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一下子有太多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还没有好好面对便懵懂到了大二。大二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整日学习德语却进步不大，后来刚刚克服德语学习的瓶颈又赶上了2003年的非典。非典之初，大家笼罩在恐怖当中，尤其是每天又增加了多少例新增感染者，不害怕是假的，个别同学甚至离校回家了。再后来，学校突然封校，大家倒慢慢镇定下来，专业课一如既往，大课则全部停课，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突然又近了一些，有点休戚与共的感觉。每个寝室发一根体温计，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先测体温，上课前班长统计后报系里备案。最初几天小伙伴们都认真测体温，还常常为体温比前一天升高0.1度而纠结担心。过了几天统计体温就变成了“我昨天多少度了来着？今天还那么写吧。”“你看着比平均体温低点就行”……不过大家增强体质加强锻炼的热情倒是空前绝后地高涨了起来，每天下午全校的学生都在操场热火朝天的跳绳、踢球、跑步……那种全民运动的场景在非典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了。

大三上学期时候的课程大概是整个大学期间最多的，许多课变成了纯德语授课，有大量的报告要做，加上其他课程，周一到周五每天上下午排满课，甚至晚上也有课。当时觉得挺苦挺累，和想象的大学生活相差太远，不过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得好好读下去。好在付出就会有收获，大三下学期有同学陆续出去兼职，当时学小语种的优势在薪酬上体现出来，虽然是学生，不过出去做几天口译或者带几天德国旅行团的收入就够养活自己一学期了。当拿到靠德语赚来的第一份收入时，想想两年多前还一个词儿都不会说，现在都可以靠专业自力更生了，一切的努力就觉得没有白费。大四的时候大家开始各奔东西，忙着实习或者准备出国，其实大部分人都比较迷茫，不过当时的趋势还是工作居多，像我这种考研的小语种男生在当时并不多。考研的同学们互相激励，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慢慢圆润了起来（不要轻信考研会变瘦的谣言，我们考研的几个同学都是那时候胖了起来，并且再没瘦回去。）

硕士毕业时机缘巧合来到了政法工作，办好各种手续，领到了昌平校区新教工的周转房钥匙。从二外来政法的路上，走得仍然是朝阳路，在经过广播学院往西没多久，路北那一块“通县界”的石碑正在被挖出来。

大学生活回想起来无比美好，不过怎么过都大概会留下一些遗憾的，但如果真要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少吃一点！